學生民主運動

連方瑀的父親，改變了我生命的軌道

民國63年高中畢業後，我考上台大物理系，在我們鄉下寒村這可是難得的好消息。可是我在物理系念了二年後卻決心轉到台大法律系，在台大總共唸了六年才畢業。許多人都很好奇為什麼我有那麼大的勇氣降轉二年，大學唸六年，而且物理系與法律系兩者似乎並無關聯？是不是物理系念不下去轉到台大法律系比較好混？

說實話，我本來在數學、物理、化學三科就特別專長，也有很高的興趣，幾乎三科成績加起來就已達錄取成績。但是我的興趣與關懷非常廣，特別是對人文、社會、歷史、哲學、經濟、政治等各方面都很關心。台大是自由學府，學生可以盡情馳騁自己的興趣與思維。當時我往往一個禮拜看四、五本書，可是都跟物理無關。我常常思維著一個鄉下人來到台北都會與台大學園之間的差異、變遷與適應之間的心路歷程，也常常質疑著許多鄉下出身的大學知識青年，「來來來、來台北，去去去、去美國」的「菁英飄散的宿命」，也思索著改變這樣宿命的可能性。

大一下學期，我就擔任北門中學旅北校友會的總幹事，並舉辦返回母校提供學弟妹升學諮詢的活動。當時關懷故鄉的心情已表露無疑。後來，我逐漸更清楚的關懷中國近代史悲慘的宿命，但經過一年多的探索，竟然驚覺「政府當局的專制獨裁，貪污腐化」才是中國近代悲慘歷史的根源。乃頓覺人生茫茫，深知國家沒有前途，個人前途又要如何追尋？當時物理系學生都出國，出國後多不回來，然而我又不願意在人生都攪不清楚，懵懵懂懂下就拋下年老的雙親出國留學，但定著在狹窄的物理學空間，已無法滿足我對生命、社會、人類的關懷與疑惑。這樣一個「少年維特的煩惱」，可不是對愛情與自我的徬徨，卻是對社會、國家與人生的煩惱。就在這樣的心情下，從台大物理系二年級升上三年級時，我努力嘗試著多在物理系館及系圖書館走動，希望能因而把自己的心情定著在物理學上。但開學沒幾天，發生了一個事件，卻改變了我生命的軌道！

民國66年9月下旬的某一天下午，升上物理系三年級後剛開學沒幾天，我在台大物理系圖書館K書到5點左右，夕陽餘暉正映照在校園，我收拾書本準備到校園散步遐思，正巧發現系裡一位罹患中風的老教授，從三樓走下二樓準備倒水喝，蕭瑟的身影在落日的煙塵中更添幾分悽涼……。我不敢去打擾老教授艱難的步伐，怕傷了他的自尊心，但心中卻有無限的關懷與不忍，等到老教授步履蹣跚的離開後，我心中有一股強烈的感觸，如果我繼續留在物理系，出國取得博士學位，回國任教，那位老教授的形影可能就是我最後人生的寫照….。這是我喜歡的人生嗎？當下我加快腳步離開物理系館，並決定轉系。這一位對我轉系無形中有直接影響的人，就是方聲寰教授，據了解他即是前副總統夫人連方瑀女士的令尊。

當天的黃昏直至晚上，我在台大校園內踱著方步，來來去去思索著該轉到哪一學系，才得以實現自己人生整體規劃的期望，最後決定降轉法律系的理由，是因為律師的職業可以繼續維持對人與社會的關懷，而律師的職業也是大家所羨慕、肯定的職業，父母親一定更加歡喜。就這樣我瞞著父母親，自己著手轉系的一切準備工作，我相信只要認真，一定能考上律師。後來為了給父母親一個交代，我退伍後，隨即準備考試，並且一試中的，於民國73年考上律師。

抉擇改變每一個人生命的軌道，也改變每一個人的命運，可是什麼才是好的抉擇呢？大概只有天知道吧！

於台大傅鐘前與同學合影

意外走上民主改革之路

民國66年，降轉到法律系後，卻被設計去幫林義雄助選，而意外地走上民主改革之路。

轉系後，朋友介紹認識謝明達（前台北市市議員，當時為台大論壇社社長），有一天，謝明達神秘地說要介紹我認識一個朋友。到達那位朋友家後，簡單的寒喧打招呼後，就連同其他幾位年輕的朋友坐車到宜蘭。我一肚子疑惑，到底要幹什麼？卻又不好意思問清楚；當天下午到達宜蘭，就開始沿路幫當時選省議員的林義雄發傳單助選，如此一連兩天，我有一種被騙的感覺。不過也因為這次被騙發傳單的經驗而認識幾位朋友，當時一同去發傳單的有邱義仁、陳菊等，後來在宜蘭碰到游錫ㄎㄨㄣ，當時他們都還不具公職身份，而只是熱心的民主人士。

因為這一次發傳單的經驗，在那一年的選舉，我們就組了一個學生助選團，從北到南去關心及參與；到投票日我被分派到南投幫當時選省議員的張俊宏監票。大選開票日當天在桃園發生著名的中壢事件，而大選結果，黨外人士大有斬獲，大家都非常興奮。

大選後，邱義仁、林正杰等幾位投入選戰較深的學生領袖召開選後檢討會，我也有機會參與旁聽。大家對透過民主選舉改變國民黨一黨專政，皆有相當的信心。我也受到很大的感染，而積極投入推動更多大學生關懷台灣民主選舉的運動，後來並與邱義仁、林能白、謝明達等在信義路師大附中附近共同租屋居住，做為推動校園民主的基地。

民國67年，國大、立委選舉，我先幫康寧祥助選，後來到彰化幫姚嘉文助選，因逢中美斷交而停止選舉。

民國68年正是「狂飆的美麗島雜誌時代」，因為停辦選舉，讓大家的能量匯集在美麗島雜誌上，而形成「美麗島政團」的雛形。然而國民黨內軍、情、治等右派的整肅力量也逐漸透過疾風雜誌的挑釁、施壓，終於在民國68年的世界人權日，發生了美麗島事件。大逮捕活動時，幾位朋友都逃了，我自認為還不到那個層級，所以仍然堅持留在學校，準備考法律研究所。沒想到民國69年2月28日，卻發生林義雄一家老少三口，慘遭幾近滅門的林宅血案事件。這個事件衝擊太大，讓我再也無法靜下心來唸書。

林宅血案後，台大法律系一位同期的女同學陳文茜主動積極站出來表示關心，大家對國民黨開民主倒車屠殺老弱的做法痛恨不已。

陳文茜這幾年風靡台灣的政治界及媒體界，是當時完全想像不到的，不過也可以看出她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奇女子。

民主是要付出代價的，在大學的這段經歷千金難買，然而此中的教訓卻是慘痛無比，如果不是對台灣堅定無悔的愛，許多人早就噤若寒蟬了。